双眉花白,面带微笑,百无禁忌。
在告别国家能源局9个多月之后的一个下午,这位卸任的中国能源“大管家”张国宝,与记者畅谈中国能源问题。
他转岗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之后,亦同时担任国家能源专家委员会主任,对能源问题依然十分关注,“今年两会期间还写过一次关于‘水火(水电和火电)同价’的提案。”
在与记者近三个小时的谈话中,他滔滔不绝,几乎未有间断。唯一的一次间断,是他起身去办公室拿一些关于特高压的文件资料。
他记忆力超群,对各种能源数据烂熟于心,同时对地方和行业的动态情况也相当了解。
在本次专访中,张国宝完整而系统地解释了对诸多能源问题的看法,并首次对外阐明了其对特高压电网和电力体制改革的观点。
他特别澄清:媒体称其为改良派是误报。他表示,自己是改革的亲历者和实践者,至于自己是改良派还是改革派,“任凭后人评说”。
水电还应发展 但要有序
完全不搞一个电站就能保护一条河流的时代已过去。
记者:现在各地疯狂上马小水电,对生态破坏很大,对此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张国宝:事实上,我反对各地乱上马小水电。首先小水电有体制问题。能源电力顾名思义应当由能源局或者国家发改委管,但小水电现在是归水利部管。有观点称,通过小水电解决了穷乡僻壤用电问题,也致富了一方,所以在电力体制改革当中,水电曾经是一个很大的争议点。现在还存在许多水电县是归水利部门管。
其次,我对小水电的技术也有意见。现在大量采用的是引流式发电技术,它把自然的河流通过隧道或者隧洞引流到下游,形成一个高水头,在下游发电,致使原来的河道干枯了,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生态用水和景观。
记者:关于是否要在怒江建水电站,您怎么看?
张国宝:有人主张开发,但是也有人、特别是一些非政府环保组织,说怒江是一条生态河流,还没有一座水电站,是不是应该保留它的“原生态”。但是当地政府认为,还是应该建。
实际上,怒江不是完全没有水电站,在境外的下游部分已经有水电站了,在上游和支流也有小水电站。
原发改委能源局曾组队去怒江考察过,团中有人回来后极力主张要进行开发,他说不让开发的人是理想主义者,因为实际情况是怒江在1500米海拔以下的边坡植被已被破坏,已经不存在原生态了,在很多地方,由于当地居民要生存,搞了很多“大字报田”(注:种在山梁上的农田,像张贴在山梁上的大字报,被称为“大字报田”)。对生态的破坏同样很严重。主张建水电的和反对水电的人争论很激烈,环保主义者说你们不要干,而当地人问我们穷成这样了我们靠什么来收入?环保主义者说,你们可以搞旅游。但地方的同志并不认可旅游能致富这种想法。
我个人认为,完全不搞一个电站就能保护一条河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更何况怒江下游事实上已有水电站。但我主张有序开发,不要像原先那样做“一库八级”的水电开发大项目,而是在六库这个地方先建一个水电站,还可解决怒江州所在地的用水问题。先建一个试试看看情况怎么样?有不少人持这种主张。但这需要科学论证,协调好各种意见。
记者:既然已经建了这么多,今后“十二五”期间还有没有必要再上很多大型水利工程?
张国宝:还是要上的,为了完成非化石能源的比例,水力发电要承担最主要的份额,否则怎么能实现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15%的国际承诺?目前,中国的水资源开发程度仅仅为24%,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水平,美国开发程度为82%,日本开发程度为84%。
记者:最近,政策层面对非常规油气非常重视,如何判断这一形势?
张国宝:我认为应该加快发展非常规油气,目前发展很不够。我在任时,也一直呼吁发展。上个世纪90年代,我和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叶青去美国考察,那时美国的煤层气已经做到600亿立方米,我们国家是零。
在中国,瓦斯是第一杀手,可是在别的国家却被当资源利用起来,回来以后我们就力推煤层气,而且专门成立一个公司,叫做中国煤层气公司,这家公司有两家股东,一个中石油,一个是中煤公司,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并没有做得很大。
后来页岩气美国人研究出来了,我们知道得确实太晚了,在我任内已经批了在四川跟美国合作试点,但现在刚刚开始,可能要经过十年努力才会有些规模。
能源发展缺口主要还得靠核电
中国核电监管方面,各部门职能分工存在交叉不清问题。
记者:日本福岛核事件以后,德国宣布2022年前将关闭所有核电站。一时间,核电发展的必要性讨论再次升温。您怎么看待德国的这一决定?
张国宝:德国因为有绿党,绿党的实力比较强,其反核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为了联合执政,当政者必须要有绿党的选票,最后默克尔政权宣布2022年全部放弃核电。但德国的电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法国买过来的,而法国是个核电大国,德法边界就有核电站。
美国最近出台了一个能源发展战略,这个战略不仅没有说不搞核电,相反表示要在这个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我认为核电是人类科技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成果。前几天全球人口达到了70亿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化石能源的日益短缺,能源缺口拿什么能够补得上?靠搞风电太阳能补得上吗?我认为补不上,还得要靠核电,如果没有核电,靠什么能源养活这么多人呢?因此,核电是保证人类未来化石能源逐渐枯竭后非化石能源供应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记者:有人担心,我国核电发展太快了,人才和基础能否跟得上?
张国宝:事实上,我国发展核电非常谨慎,十分注意安全和采用最新技术,所以和周边国家、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核电是比较慢的。1964年,我国就爆炸了原子弹,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核工业体系,1970年12月26日核潜艇就下了水。1970年2月8日,开始建设核电站,但直到1991年秦山核电1号机组才通过验收,经历了21年。在当时,韩国还没有核工业,但现在韩国运行核电站21座,我国才13座,韩国向阿联酋出口百万千瓦核电机组,自主研发了140万千瓦核电机组,而韩国的人口和面积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目前,日本有54个反应堆,台湾地区也有4个反应堆。因此和周围相比,包括和印度相比,我国核电不是发展快了,而是发展慢了。
为什么会慢?不是我国核电技术人才比韩国少,也不是我们的基础比韩国落后,而是我们在发展核电问题上的意志不够坚决,争论太多。相反,我们在研发核潜艇上的意志坚定而统一,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就下水了。
记者:我们关于要不要发展核电的争议后来怎么平息的?为什么在“十一五”期间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张国宝:由于能源供应形势越来越紧张,同时为了保证有一个完整的核工业和技术队伍,大家对发展核电的认识也就逐渐一致了。还是要大力发展核电。但后来也经历了一会儿要大力发展、一会儿适度发展的反复。对什么是适度,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解释。
记者:上述反复可能更多地是集中在安全监管上的担忧。在目前的监管体制之下,各职能部门是如何分工的?
张国宝:在成立国家能源局时,其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原国防科工委管的民用核电这块职能拿过来,而且连人带马都过来了。具体就是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孙勤同志调国家能源局任副局长,原科工委与民用核电有关的人员也均调至能源局。
目前国防科工局除负责军工核工业外,还管理着民用核电的一部分,比如说铀矿和废料处理,这块职能和国家能源局有交叉。另外国家原子能机构是设在国防科工局。
还有一些领域处于模糊地带,如跟国外签订核安全条约、和平利用原子能,是国防科工局牵头,国家能源局牵头,还是科技部牵头?有一些争议,还曾到中编办协调。国家能源局与国家核安全局之间也有交叉。
比如,目前国家能源局在编写《核电安全发展规划》,而国家核安全局在编写《核安全发展规划》,这两个规划实际上是有交叉的,都还没出来。但制定出台后,还存在是否统一的问题。
还有,机构改革后,原国防科工委的一项职能,即培训核电操作员和资质认证,也带到了国家能源局。
但国家核安全局说这事应该他们管。协调之后的结果是,现在考核还是由能源局考核,但是证书由核安全局发。
因此,核电监管方面,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仍存在交叉、不清的问题。福岛事故出来以后,我曾经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我在报告里说,核电看似很多部门在管,现在没有问题大家都抢着要管,真正出问题后我都不知道谁在管,不知道哪个部门是真正的牵头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