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拆分电网无助于电网监管 解决不了自然垄断

 对上述异议，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到电力科学研究院进行了科学论证。电力科学研究院构建了三种方案，一种是500千伏方案，即维持现有的500千伏电压网架，各大区域间以直流输电线路相连。第二种是“三华”特高压异步方案，即华北、华中以1000千伏交流相连，形成同步电网;华东电网与华中电网以直流相连，为异步区域电网。第三种是，“三华”特高压同步方案，即用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将华北、华中和华东三个区域电网连结成“三华”同步电网。

通过计算机模拟计算，和前两种方案相比，第三种方案减少了直流馈入，交直流协调发展，承受严重事故能力强。这一计算机模拟计算还得了科技进步一等奖。没有人能找出这种计算机模拟计算并不科学。不赞同搞“三华”电网的没有拿出计算依据，只是凭自己的感觉认为不安全。

随着我国电力装机容量越来越大，而我国资源禀赋又必然要进行跨区输电，“三华”特高压电网不是优和劣的选择问题，而是电网发展的必然选择，否则不能满足电网的稳定要求。

关于发展特高压，在科技中长期规划、“十二五”规划、国务院颁布的发展重大装备的文件都有明确的表述。如果说专家的意见，搞电力系统的两院院士，如中科院的严陆光、清华大学的卢强、电科院的周孝信院士都赞成，没有电力系统的院士不赞成。

记者：除了安全性问题，人们也质疑特高压电网的经济性问题，认为远距离输电的成本可能比输煤的成本还高。

张国宝： 输电和输煤都是能源远距离输送的方式，要因地制宜、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不存在相互排斥的问题。电力部的老领导史大桢部长说，远输煤、近输电是电力部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当时各大区电网都未相联，煤很廉价，运输也不像现在这么紧张，运价也很低，而输电线路当时只有220千伏，不适于长距离输电。但现在煤价、运价都有了很大提高，输电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500千伏交直流甚至±800千伏直流、1000千伏交流已开始使用，远距离送电成为可能，经济性也在提高，所以远输煤、近输电的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

东中部地区缺煤、缺电现象会长期存在，跨区域输电必须提上议程，目前华东地区每吨煤价格已经超过1000元，通过全过程的输煤输电经济性比较，西部地区煤炭就地发电，特高压输送到东中部消费端，电价可以低于当地的平均上网电价。

同时，发展特高压输电技术，跨区域调剂，可以在更大电网内消纳那些稳定性差的清洁能源，如水电、风电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记者：如果建设特高压电网，在技术方面，我国能够自主吗?已经建成的项目效果如何?

张国宝：技术已经研发出来。我国不靠别人的技术而真正自主研发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个，特高压算一个。前苏联是发展过一个1140千伏的项目，但由于政治解体、经济下滑的原因废止了。当时他们的技术现在看起来非常老化，开关都是用机械式的开关，现在开关都是六氟化硫开关。我们的特高压技术已经被国际电力联盟吸纳为国际标准，巴西甚至俄罗斯、美国已开始与我国洽商建设特高压输电线路。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建设了±800千伏直流线路。一条是云广直流(西起云南楚州市，东至广东广州市)，一条是向上直流(西起四川向家坝，东至上海奉贤)，都运行得很好。在世博会之前，我带巴西能源部部长去看过向上直流项目，他原来根本不相信中国有这个技术，参观后他改变了观点。过去巴西想用±600千伏，他回去以后，巴西也准备要建从美山水电站到里约热内卢的±800千伏直流。

特高压交流项目也有两条，一条是晋东南到荆门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试验示范工程，另一条是发改委刚刚批准的，皖电东送1000千伏淮南到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项目。

第一条线路目前的运送能力是240万千瓦。所以反对特高压的就抓住这一点质问：1000千伏交流应该送500万千瓦，怎么就送了240万千瓦?

实际上发改委批文批的只是第一期工程，文件中明确是输送250万千瓦左右，主要是为了考验设备有没有问题，只上了一半的变压器，一期没有问题以后才上了第二期变压器，今年11月份就可以建成，具备送500万千瓦的能力。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难题

试图分解到各个省，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地方突破了怎么办?

记者：目前，广受争议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怎么提出来的?

张国宝：去年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时，我是起草小组成员，在讨论过程中我提出，要不要有个指标，到“十二五”末我们能源生产多少，消费多少?

但是并未讨论出结果，为什么得不出结论?道理非常简单。到“十一五”末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已达到32.5亿吨，在“十一五”期间增加了8亿吨。如果“十二五”同比增长，就达到40亿吨。但是现在我们的煤炭产量已经占了全世界46%，再加8亿吨，那么全世界一半的煤都在中国。这样，中国减排的压力就更大了。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能源消费“门槛”的动议。但是，实际的经济发展和人对能源消耗的需求，仅靠一个指标也是难于控制的。所以在“十二五”规划中难于确定一个能源消费总量。

后来，又发生很多事情，比如福岛核电站危机，中东、北非乱局，南方电荒，能源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能源总量控制指标”的说法又被提出。但具体是38亿还是40亿，还待进一步讨论。

记者：设置总量目标，能达到政策预期吗?

张国宝：不管目标最后定在多少，但如何控制住是难题。如果控制不住，只不过出了一个数字而已，这种数字是导向型的，还是约束性的?

实际上，“十一五”期间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总量控制目标，但结果是总量的“天花板”早突破了，没有控制住。现在试图分解到各个省，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地方突破了怎么办?就算将这个目标定为约束性指标，有什么手段约束得住?都值得研究。

记者：有很多专家说，与其对能源消费进行控制，不如施行资源税改革，通过提高资源的价格这种经济手段来控制能源消费的增长更为有效。

张国宝：资源税也不能完成达成控制消费的目的。资源税改革的效果，第一是增加资源生产省的税收，第二把能源价格抬高。能源价格提高后，能不能把价格顺出去?如果不让顺出去，又会产生煤电矛盾。如果顺出去，最后又传导到价格上，通胀的问题怎么控制?

改良还是改革?任凭后人评说

以后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去做，包括微观和宏观层面。

记者：您在能源局任期内，有哪些想做而没能做的事?

张国宝：我在卸任的时候讲过，我们在人类历史长河当中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段，以后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去做。包括微观和宏观层面，比如，微观一点的事，新能源规划我在任时制定好了，但没有批，还需要完善。更宏观的方面是能源体制和能源定价机制改革。

记者：当时，很多人对能源局的第一期望就是进行能源价格和体制改革。

张国宝：我已经多次讲过，能源价格的职责不在能源局，而在物价部门，而体制改革，在发改委体改司。能源局在价格和体制方面，只是发表意见，不是决定机构。价格肯定是要改的，阻力也会很大。

比如某地方原来的水电价格是一毛五，远远低于火电价格。但地方物价局表示，不能水火同价，说这会拉动当地的物价上涨。

实际上这些都是表面的理由，如何平衡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的利益?如何体现清洁能源的价值?这些才需要我们深层次的思考。

记者：外界评价您有两个观点，一个是改良，一个是改革，您觉得自己是改良还是改革?

张国宝：那就任凭后人评说吧。改革，不是我这个层面所能改得了的。我要说一下，“改良”这个词源于一个媒体报道我在能源工作会上讲我是改良派，以后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我根本没讲过这样的话，能源工作会上有那么多人在场，也不乏录音的。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我是改革的实践者、亲历者。在国务院领导和发改委领导下，我是民航、通讯、电力三个改革的具体起草人。

记者：在一个部门做事情，领导还是要有一些改革精神的吧。

张国宝：我同意你的观点，尤其在各种政府部门分割的情况下，改革是要有点精神，要有勇气的。

我在任上努力去做了，比如说上大压小，国家要求我压5000万千瓦，我都压了7600万千瓦了。还有农网改造，最后一期是我在卸任之前办的。本来我快要卸任，那天正好任命宣布晚了，所以还是我去汇报的农网二期改造，国务院批准把农村电网再普遍改造一遍，我为办了这件事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