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三中全会后新一轮电力改革需要地方政府发挥作用

 地方政府将发挥更大作用

记者：从参与改革的各个方面来看，现在有哪些积极的迹象？

武建东：电力体制的总体方案必然是以顶层设计为主，结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实施点面协调、上下呼应的改革。从今年电改发展趋势来看，在国家能源主管机构主持下，国家电网已在电力市场化转型建设、电价管理战略等方面展开了积极改革，这都预示着国家能源主管机构主持的电力体制改革正在展开，应该说电力市场化改革只是序幕，改革终将进入主战场。南方电网也在积极推进绿色电力建设、走能源综合化利用的道路；内蒙古电力也在研究发展先进的电力生产体系。与此同时，我国有关省份也提出了省内推进“两张网”竞争，有些地区甚至也提出了大力发展地方电力网络的主张。这些改革意图和战略都值得深入讨论，任何改革都不能忽视地方的积极性，而地方的首创精神往往会成为新的生产方式。

有人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的可选项是政治单一制与经济联邦制。三中全会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由此意味着节能减排、能源消耗、经济增长等指标的实现需要由地方主体承担，一个分层管理的政府体系需要分布多元的能源网络支撑，这就需要构建以城市为核心的智能能源网络的新事业，国网电力公社的模式必须彻底改革。为此，应该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和电力企业的多元化试点改革和各种创新实践，今后电力改革更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顶层设计、试点并行、总体决策。

例如，上海是中国公用事业最发达的城市，具有构建先进、新型的中国能源生产力的智慧和资源，上海电力、浦东电力、申能集团，以及以后可能设立的上海热力公用企业等可以考虑组成股份制的智能能源企业。山西如果将三分之一，即大约200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转变为燃气发电、或者改造为IG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将改变山西能源结构的中枢机制。它需要中央政府加快解决山西气煤两权发展的矛盾，实现山西洁净煤利用，将使得整个华北地区的清洁能源利用蓝图战略成型。

记者：您认为，电力体制改革可能采取哪些模式？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的技术坐标是什么？

武建东：我们应该从中国市场经济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和技术实现手段来讨论前进的道路。就电力体制改革的发展格局而言，其战略发展模式可能有三个，一是按照我国经济体系和自然禀赋的特点组建若干跨产业、跨平台的新型能源网络，实现电网企业的政企分开，实现电网管理现代化；二是保留一个经过较大转型、集中从事输电业务的国家电网，并建立其它新型电力能源集团；三是重组为多个区域性电网企业，分区运营电网业务，同时打通电力与燃气、热力、水务的集成关系。加强地方试验，试典型、分阶段、多周期地实现改革的目标。改革需要按照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分步实施、配套推进、焕发产需双方生产力的原则，高效组织管理，加强地方试验，试点型、分阶段、多周期实现改革目标。

就中国电力改革的技术思想而论，电力体系确实是中国经济发展构建的最大的工业系统，但是电力改革的目的则是要使之发展为最大的智能网络，即从机械系统转变为生命系统。前者是行业性封闭、集中控制、信息流通受到抑制；后者则是开放和多元的系统，把信息互动作为天然的力量。因此，机械系统适用的调控原理，与智能网络所需要的原理本质上冲突的。当电力成为一个巨大的智能网络之后，意味着工业社会和现有文明发生了变迁。依据机械系统的原理反对电力体制改革、包括国家电网转型的论点是跛脚的，忽视了我们处在信息革命的时代。

我们不能把电网当机械系统来对待，而应该当作生命系统的智能网络来对待，这应该是中国电力改革的技术思想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