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改革：反垄断是工具而非目标

记者：请您谈谈德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的历史过程。

梅新育：在欧洲的工业革命中，相比英、法等先行国家，普鲁士德国是作为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后来者急起直追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的国企是从军工、铁路等领域开始兴起的。无论是在普鲁士的经济“赶超”时期，还是在二战之后的德国经济重建与发展时期，德国国有企业在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发展中都起了很大作用。它们扮演的角色不是被动的跟随者，而是领头羊，带动整个德国基础产业体系在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前后就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早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铁路系统效率就超出别的国家几乎是一个时代，此外高速公路建设也是他们的发明。这些成就在二战之后被别的国家吸取。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以战胜者的身份统率百万大军占领德国西部，却对战败者的高速公路系统印象深刻，当上总统后按照德国高速公路的模式在美国建设高速公路网，建成了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的高速公路网。

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浪潮进入德国。私有化改造有效率方面的因素在推动，因为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德国国企积累了不少弊病。

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德国国企提供的基础产业服务价格片面强调让大众能够承担，定价偏低，落后于通货膨胀，造成企业亏损。同时，由于价格太低，低于经济成本，很大程度上也刺激了浪费。

这些客观存在的弊端，让欧洲大陆开始了国企的私有化浪潮，通过非公开转让、股份制上市等方式进行私有化改造。德国邮政通过上市的方式，进行私有化改造。

记者：您如何评价欧洲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成果？

梅新育：有些私有化改造，确实应该进行。比如有些资源枯竭、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不具备技术竞争力的行业，如果再继续投入国有补贴，国有经济就不是充当支柱的角色，而是成了吞噬经济活力的黑洞。这种典型如撒切尔夫人改掉的英国煤矿产业。

但有些私有化改造很不成功，是失败的。比较典型的是英国铁路私有化，把原本统一的铁路体系分拆了，本意是想通过竞争来提高效率，但结果成本一点没有降低，沟通效率却降低了很多，票价上涨了很多。在现代铁路技术下，纵向一体化运营的效率远远比分拆的效率要高得多，分拆反而提高了协作的成本。如果产业本身是自然垄断或者近乎自然垄断的，通过打着反垄断的旗号分拆竞争，抵不过纵向一体化损失的效率，这对国民经济来说是倒退的，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是一种“犯罪”。

在没有解决提高效率的问题的情况下，没有降低成本，私有化反而会让价格更高。如果说国有企业提供的价格是受到国家管制的价格，价格过低是损害效率，那么在私有情况下，私有企业有非常强大的动力和影响力，去无限制地提高价格，变成了掠夺社会，而不是服务社会。
记者：德国电网收归国有的呼声，暴露出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请您从私有化与电力经济发展规律方向分析，电力私有化改革存在哪些风险？

梅新育：电网很大程度上有自然垄断的属性，不能为了纸面上的“反垄断”目标就牺牲效率。反垄断是工具，效率是目标，反垄断本身不是目标。电网企业纵向一体化，是有电力经济的客观规律的，在改革时不宜盲目作为打击对象。如果让企业感觉，企业只要做大，就会被拆，那谁还会有兴趣把企业做大做强？我们从哪里去获得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支柱企业？在印度，但凡企业做大，就会有不合理的管制，比如达到100人的企业，解雇员工就要向政府申请，于是很多企业都不愿意做大，限制在99个员工以内。

我认为，改革的着眼点是提高效率。

什么是社会责任？企业首要的社会责任体现在自身的日常运营之中，就是企业以最高的效率运行。

对电网企业来说，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实现电力清洁可持续发展，提供经济的、能用得起的电力，并且电价要体现出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就是做到了企业社会责任。改革不能构成对市场体制的过度干扰和扭曲，不能在“改革”的旗帜下破坏经济效率。这对电力、铁路、天然气等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在一个小区里，设两套电路、两个天然气管道，让小区的住户去选择其中一个，这是一种浪费的表现，这样的房子反正我是不敢住的。

能做到提供经济的、能用得起的电力，并且电价体现出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其他条件相同，这一点国企一定比私企做得好。

我对央企提供普遍服务感触很深，比如我国手机信号覆盖远远高于美国，不管我在海拔五千米的纳木错湖边，还是在川藏公路线上的深山里，手机信号都能做到满格；而美国的电信在竞争下，服务质量并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美国遭遇桑迪飓风后，电力恢复供应用了很长时间，是因为地方和工会垄断，灾区工会自己干不完活，也不肯抓紧时间干活，还要禁止外地电力工人救援，认为这是抢他们的饭碗；这不仅效率低，还打破了道德底线，这表明所谓“竞争”给服务质量带来的巨大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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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湖北省武汉市人，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曾在多家知名媒体担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