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加州电力危机发生后,正是这两个看起来合情合理的政策设计一起让电力危机变成了市场崩溃、财政风险和政治危机。
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计划,不仅是令人振奋的,更是冷静而理性的。比如,在全会决定中对电网等网络型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就提出了“网运分离”,而不是之前甚嚣尘上的“输配分离”。
这说明,三中全会在能源方面的思考是极具专业性和深度的。但需指出的是,三中全会的决定虽然起到了“顶层设计”的方向性作用,但要真正实现三中全会决定中所描述的改革,还需要大量扎实和细致的工作。而且,一些具体设计的错误和细节失误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改革的失败。
不能承受之重
能源改革,除了面对自身内部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外,还与经济结构调整、环保体制改革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有着紧密的关系。能源改革的成效和成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布局、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成效以及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等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然而,能源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市场配给能源资源的机制。只有这一机制建立起来,运行良好,才能在其基础上,通过其他政策干预实现对污染和社会福利等问题的有效处理。如果在能源改革过程中,就在市场机制中硬插入和环保、经济调控和社会保障等相关的设置,就会阻碍市场价格对资源稀缺型的表达。
最后,既造成了能源改革的折戟,也让其他政策目的无法实现。
在诸多“好心办坏事”的教训中,加州电力危机过程中的“电价浮动上限”机制和“排污交易市场”加剧恶化情势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案例。
在电力改革初期,大多数市场都对售电价格的浮动做出了较为严格的规定。要求供电公司的销售电价浮动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波动。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让消费者不至于暴露在高电价的环境中。这一政策在设计时,有非常合理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