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由于实施竞价上网和节点价格机制,因此在短期市场中,供电价格浮动幅度是较大的。但平均电价却都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因此,对售电价格的浮动做出严格的限制,这避免了消费者面临高波动电价带来的风险,而售电企业也可以通过不同时间的价差来进行对冲。此外,排污交易市场更是一个倍受青睐的环境保护政策,该政策让环保标准的实现更经济。
然而,当加州电力危机发生后,正是这两个看起来合情合理的政策设计一起让电力危机变成了市场崩溃、财政风险和政治危机。
加州电力危机肇事与气候的异常,在安然公司等对电力市场的操控加剧了市场的危机。本来,如果没有“电价浮动限制机制”,让高电价的信号更多的传导到消费侧,让消费者根据价格信号适当的调低自己的能源消耗。这样既能缓解电价飙升的压力,也压缩投机者操弄市场的空间。
但正是由于售电价格浮动限制的存在,让电价无法传递到消费侧。与此同时,由于居高不下的电力需求需要启动很多低效高污染的电厂来供应,使得大气污染物价格在这段时间内也飙升到骇人的水平。
而相同的,由于对电价浮动的严厉限制,这部分成本也没有体现到消费侧。最终的结果是,供电公司在高
发电价、低售电价夹击下,在很短时间内耗光了所有的现金流,宣布破产。而政府在供电公司宣布破产后,不得不接手供电,用州财政支付发点费用——这直接造成了加州的财政危机,最终传导为政治危机。
这个案例的教训是深刻的,如果没有对售电价格浮动的过严限制,市场机制本身,能够对供求紧张做出一定的反映,缓解危机。而环境政策也不会成为加剧危机的因素之一。正是由于市场设计时,错误的采用了严限制电价浮动的设计,而非通过临时性消费侧补贴、中低收入用电补贴等正确方式保障居民用电权益,造了危机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后触发严重后果。
因此,在能源改革中,面对能源供给的公共服务作用,应当在保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正确设计,而不是扭曲市场机制来实现福利保障目的。
改革顺序很关键
在已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电力系统中,大多数都是采用长期合同搭配短期即时市场的双规模式进行的。这样设计的原因在于,短期即时市场通过节点价格真实体现了电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和资源分布;而长期合同机制则能有效的抑制市场参与者投机的意愿。
当对比澳大利亚电力改革和美国加州电力改革时,我们会发现两个市场都采用了上述的双轨制。然而,对比两个市场的电价走势和改革中政府和公众的收益,却发现两个市场的表现有很大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竟然只是电力改革过程中,先推进长期合同还是先推行短期市场造成的。
在澳大利亚,电改首先是从推进供求双方订定长期合同开始的。在长期合同形成后,澳大利亚建立了具有高竞争强度的短期即时电力市场。这样的顺序,使得长期合同约束了短期电力市场中的投机行为;而短期市场的强竞争性使发电成本和电价都显著下降。
形成对比的是加州,加州率先推行的是高竞争强度的短期即时电力市场。然而短期即时市场的波动性为投机者提供了温床。在缺乏长期合同的情况下,发生了安然公司操纵市场加剧电力危机的局面。
此时,由于市场势力的操弄,电价虚高。加州于此后引入长期合同机制,虽有亡羊补牢之宜,但在短期市场价格信号被炒高的背景下,长期合同价格也在较高位置运营了一段时间。造成了市场的无效率和消费者、纳税人的损失。
对比加州和澳大利亚市场,不过是机制的执行顺序有所差异,就造成了改革的后果天差地别,这再次提醒后来的改革者们,细节决定了改革的成败。
三中全会已经完成了顶层设计,中央的改革决心和魄力固然是我国体制重塑,可持续繁荣的根本保障。但绝不能认为顶层设计正确了就万事大吉。要具体落实改革目标,则需要很多细致、深入和复杂的工作。
因此,能源改革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期间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反复、存在失误。但是,深入学习国外能源改革和体制的正反经验,加强理论和实证研究,摸清我国供应、运输和消费各环节特点,就能尽可能的不走弯路、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