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来自中日韩环保产业领域专家学者、官员和企业家代表云集一堂，为东亚大气污染治理与环保产业国际合作寻求破解之道。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立法、政策、规划、行动、监管和惩罚是治理雾霾的六大重要举措。中国前四项已经采取了很多行动，但是尚未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监管和惩罚力度还不够，只有法制和监管到位才能实现目标。”
“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采取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从法律层面制定了公害防止管理制度，并逐渐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严格控制污染。”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北京事务所小柳秀明为中国治理雾霾提供了自身经验。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汪健表示，“目前国内治理雾霾的法律法规和标准配套也在不断的深化，《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已经完成了初稿，明年将会上报国务院，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已经全面启动。”
据了解，我国将要出台的行业排放标准，特别强调排放限值的加严和实施特别排放限值。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也在制定过程当中。
“除了立法之外，中国还应在战略管理和行动计划方面设计一套完整的方案，包括落实环境领域中的预警机制、污染者付费以及惩罚措施等。”孙继荣补充说。
“按照目前政府的决心和举措，未来3-5年就可以治理好雾霾。”郑新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但从国外治理空气污染的普遍经验分析，英国和美国部分城市空气污染治理都耗时几十年，日本治理空气污染取得成效，前后也花费了50年时间。”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理事长清川佑二向记者表示，“中国政府治理雾霾的计划雄心勃勃，但2017年是否能取得治理雾霾的显著成效，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我国的煤炭消费仍然主要集中在火力发电企业，目前用于火力发电清洁技术里最主要的是三项，脱硫、脱硝和除尘。这三项技术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做到像天然气发电一样的对大气的排放。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边程表示，只有提高火电企业效率，通过清洁高效用煤，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郑新立指出，前提是要破除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能兼得的旧观念，同时大力解决“排污企业赚钱，治污企业赔钱”的问题。很多中小发电企业只顾眼前利益，不愿意承担脱硫、脱硝和除尘设备成本。
“我们在治理污染花了很大投资，最根本的是应从源头着手，发电厂的规模不论大小都应该要把它建成最顶尖的煤电厂，使用最顶尖的技术。”一位与会专家表示，通过提高发电的效率，降低每度电的燃料使用量，同时减少单位产量污染物的排放。
“要让企业清楚地看到，治理污染的过程，也是发展新技术、提高效益的新机遇。当前很多领先的能源企业，恰好就是在这些领域的创新，提高了企业效率，成了行业领军企业。”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对此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