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改革可以先从无谓损失入手

 我国的改革的起点，也就是目前整个电力工业、行业的管制规则、产业组织、企业市场力、价格体系方面还存在着较多的“无谓损失”，对这些无谓损失的消除，就是“做大蛋糕”的过程。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就像一筐螃蟹，互相咬着。从哪里开始下手，什么样的改革顺序，需要取消哪些规则，而又需要建立哪些规则与基础设施?这都考验着政府的领导力，考量着政府的改革意愿，考察着这个市场既有的健康与问题大小程度。所谓的“顶层设计”的想法，希冀通过制定完善的蓝图，从而按图索骥，上帝般的设计一切、安排一切，可能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体制改革的方案是无法外生的，即使是有最高层的强烈意愿。改革的过程，无疑将是一上下互动的复杂过程。改革的顺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改革顺序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比如目前，售电侧放开在先，而输配改革在后，这种情况下，垄断势力对监管者的“俘获”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可能造就一个高昂的输配电成本标准。在这样一个标准底下，垄断的电网一方面是批发商，又兼做零售商(既有业务)，而且其批发价格(上网电价+输配加价)跟零售价格(目前的终端销售电价)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新的售电者怎么可能出现，出现了怎么可能生存?放开市场(乃至混合所有制)与打破垄断，无疑打破垄断是首先需要做的，否则就是最“坏”的自由市场的私人垄断，甚至要坏于行政垄断，改革涨价的风险是很高的。而涨价一旦出现，改革本身可能就会被抵制与诋毁，从而形成对决策者更大的压力，改革失败的风险是很高的。

改革无疑涉及利益调整，任何的改革都有赢家与输家，但是利益调整、零和游戏显然不是电力改革的全部，否则改革就应该叫做“你死我活的斗争”了。我国的改革的起点，也就是目前整个电力工业、行业的管制规则、产业组织、企业市场力、价格体系方面还存在着较多的“无谓损失”，对这些无谓损失的消除，就是“做大蛋糕”的过程。这些无谓损失可以略举几个例子：

1. 长距离输电定价

举个简单的例子可以很方便的说明。

一种情况，内蒙向山东送电，山东自然要求落地电价不高于本地上网电价(比如假设为4毛一度)，否则还不如自己建。内蒙的电厂发电成本2毛，输电电网成本1毛5，电网输电差价2毛，还可以赚5分。但是，由于本地电厂外送了，本地的用户无电可用，现在只好用高成本电厂的电，比如发电成本3毛，用电3毛5。查查目前的蒙东销售电价目录，这一体系尽管是示意性的，但是基本与实际情况一致。

另一种情况，山东自己满足自己，内蒙古不搞外送电(高成本电厂自然不需要建了)，本地电价2毛5(5分是本地输电成本，由于距离近，小于送到山东的送电成本)，然后内蒙古说为了安慰一下电网无电可输的心情，免费给你6分钱。

对比这两种情况可以发现，山东价格不变(4毛)，本地电厂价格不变(2毛)，内蒙古用户第二种情况每度电支出3毛1，比第一种少4分，而电网赚6分，也比第一种情况收益更高。取消输电的安排后，大家的“境况”都至少没有变差，本地用户与电网还变好了。

这是为啥呢?这根源于电网的输送成本完全属于交易成本，谁也没得到好处，属于尽可能减少的部分。本地用户由于靠近电源侧，在价格竞争上更有优势，电力只有充分满足本地需要后，才会有外送的动力。

但是在目前电力系统中，四川水电大发的情况下，本地甚至出现过用电紧张，却要长距离、耗费高成本运到千里之外，这在有效率、市场化的电价体系内是无法想象的。更有甚者，“外送电价不高于本地上网电价”居然成为外送电的原则，这是显著的“缩小蛋糕”造成效率损失的做法。在起作用的电力市场条件下，本地的用户由于可以节约输电成本，无疑相比远端用户的竞争力更强，这也是整体效率提升的要求。

事实上，唯有“做大蛋糕”，即使出现“输家”，系统才有新的额外的剩余去补偿输家，以上例子本地用户可以补贴电网就是例子。这样，改革才能促进更多的利益主体的参与，得到更多的支持。

2. 交叉补贴居民用电

本来居民用电价格的人为压低，就如同那个猴群“朝三暮四”的寓言故事。通过抬高工商业价格去补贴居民价格，对整体居民负担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居民内部由于收入结构、消费结构不同，存在赢家与输家)，因为工商业的成本最后还是转嫁给同样的消费者群体。以中国工商业用电占总用电量85%的体量，补贴每年约15%的居民电量，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工商业电价1毛，居民就可以免费用电了。

这种“左手倒右手”的政策，如果忽略倒手过程中的操作性问题，那么对于电网公司有没有交叉补贴其实是无差别的。但是，居民面对一个压低的扭曲价格，其往往会过度消费电力。而这种消费，由于电力的生产是有污染的，因此存在着污染的外部损失问题。这种损失，是否可以由多消费电力带来的效用补偿，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有一种可能是存在的，那就是取消了这种交叉补贴，居民少用电，但是享受更好的环境，更低的其他消费品价格，说不定效用更高呢。

3. 过度的系统安全保障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电力供求形势的变化，电力系统的产能过剩、过度冗余问题随着时间会暴露的越来越充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目前，上海的本地电源装机为2200万千瓦，而外来输电则超过1500万千瓦。而2014年夏季，上海电网最高负荷是2600万千瓦左右。这意味着即使以最大负荷计，系统的冗余度已经超过了40%。

这种系统冗余无疑是电力安全的好消息。但是保障如此程度的安全，可以讲，对大部分用户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电能质量还是停电时间的要求，居民等用户的要求不需要那么高，其一度电的价值也不会超过多高水平。这种情况下，耗费巨资形成如此高的系统冗余，是一种浪费。

从未来的视角，由于装机不足造成缺电损失的风险，跟由于装机过多造成资金浪费的风险，二者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电力体制改革有望纠正这种过度趋势，提高安全保障的经济有效性程度。

4. 企业建完全没有盈利前景的集中式充电站

按照理论上的分析，目前的集中充电站肯定无法挣钱，因为没有足够的电动汽车去摊薄投资成本，而没有足够的电动汽车，也很难发展出足够数量的充电站。美国那种家里的充电桩，才是最初电动汽车形成最初规模的基本形态。这完全是一种“死锁”，需要政府真金白银的补贴。无补贴，就无电站。

但是，我国的电网公司，现实中无不在积极的建设充电站，大致属于此类。这已经无法用经济理论解释了。电力体制改革有望还原电力企业的“企业”性质，减少这种完全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的行为模式。这无疑会通过减少电网公司的无谓消耗，而增加全社会的福利。

(本文作者介绍：卓尔德(北京)环境研究与咨询首席能源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