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生证”到底由谁说了算?这个业界争吵了许久的问题，终于在近段时间得出答案。在近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批权下放被多次提及并讨论，与此同时，作为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审批权下放亦备受市场各方关注。这着实称不上是第一次传出此类消息，但经国务院证实的还尚属首次。
面对新一轮的政府职能改革，市场能否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政策福利”?在欢呼“政策春天”已近的同时，我们在这里也有必要对此进行理智的观察与反思：审批权是否“一放了之”?
“政策福利”脚步将近
几年间围绕政府审批权的讨论，不断翻腾、沉沉浮浮，时至今日这一切终于尘埃落定。根据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内容可以确定，减少行政审批已成为各部委当前的一项硬性任务，未来审批权逐渐分批下放已毫无悬念。
此轮改革涉及到电力、能源领域的审批权，主要包括：除在主要河流建设以外的水电站、分布式燃气发电项目、燃煤背压热电项目(热电联产项目)、风电站项目核准、国家规划矿区内新增年生产能力低于120万t煤矿项目、除跨境(省、区、市)外的油气输送管网项目、330 kV及以下交流电网项目、列入国家规划的非跨境(省、区、市)550 kV交流项目。此外，原来由国家能源局审批的“电力用户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试点”、“电力市场份额核定审批”也被取消。
“对于很多投资和项目而言，审批权过于繁琐会妨碍市场发展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认为。
比如，一个水电项目前期工作十分漫长，除流域规划之外的工作，前期工作少则5年，多则数十年。一般大中型以上水电项目可行性研究过程要完成40~50个专题报告，约30个报告需要有关部门审查。在国家层面的审批涉及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电网公司、铁路部门，最后是国家发改委及国务院。因此工程建设期的时间很大程度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审批时间，一般100万kW水电站建设期不会少于5年。
因此，很多项目因需大量的政府审批而被搁浅，坊间更经常形象地用“跑项目”来形容投资者的窘境。
除了一些重大、敏感项目外，企业应该比政府更了解情况，他们签订合同时肯定会很谨慎，应该有一定的自主权。减少审批可以减少政府干预，提高市场化水平。”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何曼青说。
从支持企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各方对国家下放审批权大加赞赏。
谨防“4.95”现象重演
行政审批权减少后，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将不再面临“先生孩子，后拿准生证”的困扰，然而人们发现，他们将不得不面对新的挑战：如何才能保证地方政府正确行使相关权力?减少地方保护主义、“权力寻租”等诟病的出现?
人们提出这样的质疑，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我国新能源产业已用惨痛的经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08年金融风暴之时，中央“4万亿”投资应声而起，紧接着实施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当时5万kW以上风电项目由国家层面核准，5万kW以下由省级政府核准，而在地方政府积极推动下，一些发电企业打起“擦边球”，将大型风电项目分拆成多个小于5万kW、多为4.95万kW的小项目进行申报，并一举获得了批复。
于是一时间，造成局部地区风电接入过于集中的局面，而当时由于电网公司尚无接入大容量风电的能力，导致了已发出的风电根本无法并网，浪费了大量的市场资源。
此后，针对各地频发的“4.95”现象，国家能源局不得不做出调整，在2011年回收了地方政府风电项目审批权，要求各省核准风电项目前须先向国家能源局上报核准计划，这才阻止了这场“投资灾难”的继续蔓延。
事实上，权力下放地方后，引发的后续隐患屡见不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