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以风电为例，新能源因前几年较为火爆，再加之国家给予了相应的扶持，而被地方政府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于是人们看到，在后来的发展中，地方政府或要求投资者必须使用本地生产的风机设备，或需在当地建设相关生产基地。而作为弱势一方的投资者，为顺利拿到路条不得不照此执行，这成为国内风电设备行业此后产能过剩的一大重要原因。
中电联副秘书长欧阳昌裕认为，审批权下放后，需要高度关注中央与地方之间规划统筹和协调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有可能又回到2011年以前那种混乱和无序建设的状态。”
因此，综合来说，审批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后，如何约束地方的投资冲动和行为，是一个问题。目前正值地方政府财力不济，加之地方政府多不如中央政府规范，有可能引起地方政府大上项目，并在过程中引起群体冲突。因此，有效规避这一问题，成为检验审批权下放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审批权“一放了之”?
审批权下放，从操作层来说将会较为复杂，比如：具体涉及到哪些权力?又将会下放到哪个层级?补贴由谁来发放?若导致类似风电行业的问题再次出现，责任将由谁承担?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的特殊利益关系和发展导向，下放审批权给地方政府，是否可以达到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是存在疑问的。审批权“收与放”的意义远非想象中那么大。
在中国的现实大多是，政策一经宣布，各方哗然而上，而事实上，相关配套与落地政策还尚未出台，盲目投资亦常令投资者“扑空”。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认为：“改革并不等同于放权，审批权下放不等同于随便放手。现在包括能源在内的很多领域，在地方竞相上马、出现投资过度的情况下，一味地强调放权的做法并不合适。解决这一问题重点在于加强规划和控制。”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王元京建议，比如影响企业直接决策的审批权就要取消，避免过碎、过细，阻碍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涉及到环保、安全等方面的项目，虽然不用集中由中央来批，但是要由法律法规逐渐代替行政，用各级部门执法的方式来实现。此外，该批的事项还应逐步公示，促进审批的透明化、标准化、公开性。
与上述两位“审批权部分下放”的观点不同，林伯强则提出可完全取消行政审批权，建立审核准入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提高准入的门槛，抑制产能过剩。在他看来，在行政审批下，有渠道资源的企业往往具有优势。而在审核准入制下，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竞争优势的企业将具有优势，符合市场的优胜劣汰原则，同时又可避免行政审批下滋生的寻租现象。不过他同时强调，对于新能源产业而言，由于前期发展投入较大，还需要加大政策扶持与财政补贴，同时建立公正平等的市场准入制度，以此来保障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
因此，就目前来说，审批权下放还须包括价格改革、利率市场化、行政效率提升、法制更加完善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同时要加强监管，建立起一系列配套的约束机制。说到底，无论出发点多么完美的政策，人们看到的终究是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