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庄，当地群众每次见到吴金印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记者 史长来 摄
新华网河南频道9月9日讯 河南日报报道：“来啦，吴书记，快来家坐！……哎呀，刚才还在念叨您哩，都说俺能住上恁好的别墅，都是托您的福。搁从前啊，俺做梦都不敢想！”
“吴书记，又到工地上来了？质量绝对保证，这是为俺自己造地，能不上心？”
“今年的收入？中！俺家那个桃园，挣了20多万。”
“俺那几个大棚啊，今年种的黄瓜，挣个十四五万没问题。就是您当初说的，比种庄稼强多啦！”
“今儿个跑车净挣500多块！俺村上人说啊，车轮一转，一年收入十来万……哈哈，多亏您给俺指了这条路！”
“养牛就是中。去年挣了300来万；今年嘛，只会比去年多。要不是您帮俺贷款买小牛、建青贮池，哪有今天？”
8月下旬，记者看到，在四合社区，在靳湾村复耕工地，在石屏村外万亩桃园，在代庄村蔬菜基地，在龙山治山治水施工现场，在六庄店村大桥牛业公司……在卫辉市唐庄镇村村寨寨，穿着布鞋、一身农民打扮的吴金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都是笑脸相迎。人们大老远地跑着围过来，亲亲热热地跟他打招呼，痛痛快快地与他拉家常。临走，人们拉着他的手把他送出老远老远。
在唐庄镇，大人小孩都认识他们的书记吴金印，镇上的老百姓都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吴金印能叫出全镇每个村组干部的名字，跟大多数村民都熟识。他不习惯坐办公室，一有空就到村里、厂里走走，或是到老百姓家里住几天。他说，跟群众在一起，情况明，心里暖，就跟鱼儿在水中一样，自在，舒坦。
“老百姓是咱最亲的人”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离不开他们。”这是1966年8月，吴金印在一份决心书上写下的一句话。
那时候，吴金印24岁，刚从中央团校学习归来，主动要求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就像种子渴望回到土地，他的魂儿离不开土里刨食的农民。他18岁入党，从大队会计、大队长、大队支书，一直当到公社团委书记。他领导着比他大几十岁的人，把家乡董庄大队搞得在全县乃至全地区都很有名。他觉着跟农民在一起，快乐，充实。
“还是让我到农村去吧，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他跟领导郑重地谈了自己的想法。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把他派到地处太行山深处的狮豹头公社。狮豹头山高沟深，资源贫乏，交通闭塞，全公社两万多人口，有百分之九十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遇到天旱，好多地方的群众连水都吃不上，是全县最穷最苦的地方。
到狮豹头公社报到的当天，他就背着行李到靳庄大队驻队去了。大队干部安排他在群众家里吃派饭，晚上住在大队部。到了第三天，吴金印找到靳庄大队支书孔现银：“老孔，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在大队部住，一个人一间房，又卫生又清静，可我总觉着心里空落落的，不是个滋味儿啊。”
孔现银有些为难，说：“以前上头来人都在大队部住。咱这里苦寒，哪个人家也没有大队部的条件好，我是怕你……”
吴金印说：“俺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心里想的啥，咱不知道；咱心里有啥想法也不能跟他们交流，两张皮，这会中？活鱼水中游，死鱼水上漂。你替我找个出身好、最困难的人家，我就在那里住。” 最后，选定了全大队最穷的牛德英家。
吴金印到牛德英家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吃午饭。吴金印来到牛德英跟前：“大娘，让我看看你们吃的啥。”牛德英把饭碗往一边扭了扭，吴金印还是看见了，是糠团和野菜。他从牛德英手中端过饭碗喝了一口，那菜汤连盐都没有，又苦又涩。他慢慢品味着，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他在心里默默地说：我吴金印要是不能把群众碗里的糠团变成白面，就不配当共产党的干部！那天下午，吴金印向县委写了决心书：“为改变山区面貌，我十年不下山！”
吴金印在狮豹头15年，有7年多住在群众家里，另外7年多住在造田工地上。无论住在谁家，他都会给主人家打扫卫生、挑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有一年，他到砂掌大队驻队，住在五保户武忠家。武忠当时七十来岁，孤身一人。吴金印往武忠家去的时候，正遇上武忠瘸着腿从外头回来。吴金印迎上前去，问：“武大伯，你的腿……”
“没啥毛病，就是脚指头那儿顶得生疼。”
吴金印烧了一锅热水，倒在盆子里，说：“武大伯，来，烫烫脚，让我看看你的脚是咋回事儿。”他把武忠扶到椅子上，脱了他的鞋子一瞧，原来是脚指甲长得太长，钩到肉里了。吴金印为武忠烫脚，找来小刀替他把钩到肉里的脚指甲一点一点挖出来。武忠逢人就说：“你瞧，人家是公社干部哩，给俺洗脚……别看俺没儿没女，俺觉着跟有儿有女的一样哩！”
吴金印在池山大队驻队的时候，住在烈属宋大娘家。有一天晚上，宋大娘的胃病犯了，疼得在床上打滚。吴金印赶紧找来一张竹床扎成担架，跟另外几个人抬起宋大娘，在漆黑的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公社医院跑。到了医院，吴金印跑前跑后找医生，替宋大娘办了住院手续、交了住院费。等医生给宋大娘看过病，吴金印亲自去取了药，找来开水帮宋大娘把药吃下。病情稳定了，吴金印依然守在宋大娘床边为她捶背、擦汗、扇扇子。宋大娘吐痰，他赶紧用手帕接住；宋大娘的痰和涎水流到衣服上，吴金印就一点一点给她擦。他在宋大娘床边守了整整一夜。
宋大娘病愈之后，行动不便，吴金印每天早晨为她端尿盆、穿鞋，每天晚上给她烧水洗脚。宋大娘感到难为情，一再说，往后可别这样了，你是干部哩，这样侍候俺，大娘经受不起啊。吴金印说：“你大儿子为革命牺牲了，我就是你的儿子。儿子照顾老人有啥不应该的？”一句话把宋大娘说得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吴金印在社员家吃派饭，每次端起饭碗总要先往锅里瞧瞧，见锅里的饭稀，端住自己的饭往锅里一倒，说：“咱们有稠的一起稠，有稀的一起稀。”遇到有的人家特意为他准备了肉和菜，他扭头就走，随便到哪个人家盛一碗红薯稀饭，蹲在门口一喝了事。每次吃了饭，吴金印都要给粮票给钱。山里人不习惯，说啥也不收，吴金印就悄悄地把钱和粮票压在饭碗下面。
他视群众如父母，群众拿他当亲人。
吴金印总是忘不了杨务新杀鸡的故事。
杨务新是池山大队的一个五保户，老两口都60多岁，无儿无女。吴金印到池山以后，每天给他家担水。日子久了，老两口经常在一起念叨：人家吴金印跟咱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这样照顾咱，咱拿啥报答人家？
有一天，大队给吴金印派饭派到他家，老两口高兴得团团转。他家最值钱的是两只老母鸡，这是他家的小“银行”，吃盐、打油全靠鸡蛋去换。老两口把那只最肥的母鸡杀了，用文火炖了一上午。吃晌午饭的时候，老两口把炖好的鸡和鸡汤用盆子盛了，端到吴金印面前，笑眯眯地说：“吃吧！”
“你们这是……”吴金印瞧着鸡汤，瞧着两位老人充满爱意的目光，心里一热，不知说啥好了。吴金印对杨务新说：“你们先吃吧，我有点事出去一下。”老两口在屋里左等右等不见吴金印回来，四处寻找，发现吴金印在别人家端着红薯稀饭正吃着。杨大娘哭着说：“你这是咋哩？给你炖的鸡，你为啥不吃？为啥不吃？”老两口站在那里哭着不走。吴金印也哭了，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我是干部，不能搞特殊，不能脱离群众啊！”那只鸡他虽然没有吃，但这件事却深深地铭刻在他心里。
这些故事，是心灵的乳汁，滋养着吴金印。他说：“我那时候年轻，是朴实的山里人教我懂得了啥叫善良、啥叫感恩。这一辈子，啥时候想起他们，心里都是暖烘烘的，觉得不尽心尽力地为老百姓办事，就是没良心，就是不孝之子！”
正是有这种感情支撑着，吴金印的人生有了方向、有了动力。在狮豹头， 2600多道岭、2700多条沟、三四十个大队、几百个自然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春天，他跟群众一起找水源、修水池、上山挖地、下河造田；冬天，背着救济粮、带着救济款，来瞧瞧群众碗里盛的啥、身上穿的啥、床上盖的啥。几十年来，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帮助群众圆那个温饱梦。他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说到跟群众的感情，吴金印很有一番感慨。他说，咱当干部的，不要成天想着“我要联系群众”、更不能嘴上喊着“我在联系群众”；真正的联系群众，就是根本不把自己当成官，要把自己当成老百姓。这样一来，遇事你就会自觉地替群众着想；跟群众在一起，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放下身架。
“群众是最好的老师”
都说吴金印工作上的办法多、点子多，他说，我有多大能耐啊？很多办法和点子都是从群众那里得来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群众最有智慧，群众最有办法，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跟群众一商量，办法就有了。”
在狮豹头工作期间，他带领干部群众用8年时间改河造田，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沧河造田。沧河造田的核心工程，是在羊湾一带的棋盘山上打洞，取直河道，裁湾造田。这个裁湾造田的点子，就是群众想出来的。
那是1970年的春天，吴金印肩上挎着粪筐，腰间挂着水壶，挎包里装着干粮，走在山间的小路上。每到一地，他都要同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商量咋样改变山区面貌。
这天，吴金印来到羊湾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文焕家。晚上，他俩躺在一张床上喷，吴金印说：“我一直在琢磨，沧河的河滩白白地浪费着老可惜，能不能想法在河滩上造点田出来？”
“啊呀”，郭文焕一拍大腿，忽地坐了起来，“我也在琢磨这事儿哩。沧河流到咱羊湾的时候，叫棋盘山给拦住了，往西拐一个大弯，然后往南再往东流走了。俺庄上老辈人就想过：要是把棋盘山钻个洞，把河取直了，不就能造出好几百亩地来？”
“好点子啊！”吴金印披衣起床，拉着郭文焕就出了门。二人踏着月光在棋盘山下的河滩里走着，设想从哪儿打洞、在哪儿修坝，一直转悠到鸡叫。
有一年，吴金印在砂掌村驻队，发现这里的山光秃秃的，就想着怎么绿化。有人说，这山上根本就不长树。当时，吴金印住在五保户武忠家，晚上聊起这个事情。武忠告诉他，这一带的山顶上早些年树可多了，满山黑油油的大柏树，一人搂不住。后来有人在山上栽过树，其他树种都死了，就柏树能活下来。武忠说：“听读书人说，柏树的根带酸性，能降住石头。对了，朝阳的山坡多少有点土，可以种苹果树，早些年有人栽过，结的苹果可甜了。俺估摸着，兴许种苹果能行哩……”
吴金印白天跟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同群众一起讨论。最后，他综合归纳群众意见，组织全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用两年多时间绿化了2000多亩荒山。
吴金印刚到唐庄工作的时候，每天骑自行车到各村走访群众。有一天，他来到镇西北部的后沟村。这里靠山临沟，交通不便，是出了名的穷地方。跟群众聊起如何脱贫致富的话题，村民窦全福说，咱这儿靠山，有石头，如果把路修通了，建石砟厂，兴许能发财。他说，交通方便的地方，有人搞这个就发了财。他的话，让吴金印眼前一亮。他沿着这个思路进行调研，最终提出了“西抓石头”即发展石头经济的思路，使西边几个村子的群众迅速富裕起来。
“北抓林果”的思路，也是来自一次走访。
那是1988年秋天，三个月没下雨，唐庄北部的丘陵，庄稼旱得卷了叶。当检查旱情的吴金印来到侯庄村地界时，突然看见一片浓郁的绿，走近一看，是一片山楂园，枝繁叶茂，山楂果红成一片。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农正在侍弄山楂树，吴金印上前搭讪，问他咋会想到种山楂。老人说，山楂树是铁杆庄稼，最顶旱。吴金印又问他，山楂园一亩能收入多少，老人说，弄好了可以收入千把块。老人还告诉他：“咱这儿的地，种旁的不中，种果树中。”吴金印不由得眉毛一扬：“这是个好点子！”
据此，唐庄镇提出了在北部丘陵地区发展林果业的思路。几年之后，这里建成了万亩林果基地，搞了个“中国唐庄桃花节”，每年春天吸引着来自中外的10多万名游客。承包果园的人家都发了财，有了私家车，住上了别墅。
在工作中遇到难题，吴金印就会到群众中间去，跟他们商量解决办法。这个法子很灵。
唐庄镇有个山庄村，1997年的时候，村民提出来想让镇里帮助他们修条水泥路。吴金印带着几个镇干部住到这个村，跟群众商量修路的事，最后商量的意见是：修路的经费主要由镇财政支出，每家每户多少兑一点钱，村民以出义务工的形式参与修路。绝大部分村民同意这个方案，并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有两户村民不同意出钱，但同意出工。有一户村民，既不同意出钱，也不同意出工。
吴金印召开村民大会，就最后一户村民的态度让大伙讨论。
群众站出来说话了。这个说：“镇里支持咱村修路，是给咱们办好事哩，你这个态度，像啥话？”那个说：“就你能，俺都是傻子？俺村盛不下恁能的人，你走吧！”还有人说：“你不出钱，不出力，就没权走新修的路；要走，走一次掏一次钱！”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那人说得无地自容。他低下了头，真诚道歉并履行了义务。结果镇里出钱，村民出力，把这个村的路修通了。
吴金印经常拿这些事例，跟唐庄镇的干部讲什么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说，咱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比老百姓高明，不能到了一个地方就指手画脚瞎指挥。群众在基层，最能吃透情况，并且整天都在思考问题，他们的想法往往更切合实际。我们当干部的，如果放着恁好的老师不去请教，岂不是傻子？
“群众是最亮的镜子”
1987年11月，吴金印调任唐庄镇党委书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镇里全体机关干部到辉县常村乡燕窝村上一堂特殊的党课。
那天，他们大清早出发，前往太行山深处去看望一个人。此人就是郑永和。郑永和曾任辉县县委书记，后来担任省部级领导，退休后组织一批老干部成立“老头队”，在太行山里为群众服务。
“老领导，”吴金印见到郑永和，一把拉住他的手，激动地说，“你这是在干啥哩？”
“房东家的门框坏了，我给他们做个石头的。”郑永和憨厚地笑着，手中的锤錾不停地在石头上敲打着。
“郑书记，你是咋想的？省里有你的高级住宅你不去住，儿孙一大群，你不去享受天伦之乐，咋就偏偏往这山旮旯里钻啊？”吴金印明知故问，他是想让大伙听听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心声。
“要说享福啊，我觉着这就是享福。”郑永和停下手中的活计，望着四周的山，深沉地说，“活了快一辈子，回头想想，谁对俺最亲？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对俺亲，俺就到他们这儿来。吃饭——干活，干活——吃饭，一点烦恼都没有。这生活呀，越过越有味儿……”听着郑永和质朴的话语，大家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我们为谁当官”这些问题。此时，大伙明白吴金印带他们到这里来“开会”的用心了。
告别郑永和，他们没有马上回到机关，而是把车开到唐庄北部的大司马村，会议在这里接着进行。吴金印从社会上流行的享乐风开始讲起，讲到我们为谁当官的问题，他说：“大道理咱就不讲了，党章上写得清清楚楚，咱就讲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吧：我们的工资是从哪里来的？是人民交的税收；我们吃的饭是从哪里来的？是农民种的粮食。一句话，人民养活了我们。人民养活我们干啥？为了让我们替他们办事。老百姓养牛，牛能为他们犁地；老百姓喂鸡，鸡能为他们下蛋。我们当干部的，花着人民的税收，吃着农民的粮食，如果不给群众办事，那就连牛都不胜，连鸡都不如！从前，人们习惯称我们叫‘父母官’。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公仆。不要以为老百姓无职无权，免不了咱的职，也提拔不了咱，就不把他们放到眼里。要知道，干部和群众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心系群众苗得土，背离群众树断根，离开群众就是死路一条！”
咋样才能让干部不脱离群众？作为党委书记，吴金印深知仅靠口头上说说是不行的；即使按照要求执行一阵子，也很难持续下去。制度管根本，机制管全局，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落实。于是，在这次大会上，吴金印和唐庄镇干部一起立下了“四不”、“四同”的规矩。“四不”，就是身不懒，积极参加劳动；嘴不馋，到村进厂不喝酒、不吃请；耳不聋，倾听群众意见；手不长，不拿群众东西。“四同”即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群众商量。同吃，就是驻村干部不准单独起伙，一律到群众家吃派饭，不准喝酒，吃了饭要交钱；同住，就是驻村干部不准住村委会，必须住到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家里；同劳动，就是每个干部自备一套劳动工具，每年20个义务工；有事同群众商量，就是村里制定重大决策前，驻村干部要跟村民商量。
唐庄镇党委还规定，每个镇干部要交10户农民朋友，其中必须有三分之二的穷朋友。吴金印解释说，人在难处盼亲人，困难群众是最需要帮助的，跟他们交朋友最能体现咱们的价值，我们应该多做这样的事情。
有一天，吴金印在大司马村偶然听到一个叫韩志明的村民的不幸遭遇。韩志明原来在外地一个煤矿上班，一次事故使他下肢瘫痪，成了残疾人。孩子尚小，一家人靠妻子一个人支撑着，日子很艰难，韩志明几次想到了死。得知这个情况，吴金印拉上村支部书记，说：“走，到他家瞧瞧。”
来到韩志明家，吴金印坐到他的床沿儿上，握着他的手，仔细询问他的身体和家庭情况，说：“你放心，有党在，不会让你过不去。”然后，对韩志明的妻子说，好好照顾老韩，有啥困难给村里和镇里说。临走的时候，吴金印把身上的钱全部留给他们。第二天，吴金印又来了，带着救济款，带着自己家里的两袋面粉。
过了几天，吴金印给韩志明送来一辆手摇三轮车。他看到韩志明家门前有一条四五米深、两米多宽的沟，就带领村里人填平了那条沟，并在他家门前修了一条直路。逢年过节，吴金印总要带些吃的用的到韩志明家慰问；每次从大司马村过，他总要拐到韩志明家里看看。
吴金印经常对干部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想叫群众真心拥护咱共产党，就得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好事；不然的话，人家为啥要死心塌地跟着咱啊？共产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基层，老百姓就是从咱们的举动中去认识共产党的宗旨。咱们为群众办好事，就是维护党的形象。”
有好的规矩，还得有监督机制。吴金印深晓此理，所以在制定了“四不”、“四同”规定以后，又制定了一整套检查监督措施：每逢单月，镇里派人到村里听取群众对干部的意见，问当地群众，某某在你们村住了没有，参加劳动没有，为群众办好事没有，是否有违纪行为，对这个干部有什么意见等；逢双月，让村党支部来镇党委汇报驻村干部的表现和群众对这个干部的反映；到年底，由群众和村党支部对驻村干部进行考评，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干部一律严肃处理。
1995年的一天，有群众反映说，某位镇干部到他们村检查工作的时候喝了酒。吴金印在对此事进行调查落实之后，找到那位干部，问：“据群众反映你在村里喝酒了，可有这事？”
“有……”
“咱们的规定你还记得吗？”
“记得。”
“你说咋办？”吴金印满脸严肃。
“我愿意接受处罚。”那位干部羞愧地低下了头。
听说那位镇干部为了这事受处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找到吴金印，替那位干部求情：“是俺请他喝了几盅，要处分就处分我。现在的干部到了下边哪有不吃不喝的？这算不上大问题，你就放过他这一回吧！”
吴金印说：“我也知道现在社会上吃吃喝喝的现象比较普遍，可咱唐庄就是不兴这一套，就是不能容忍脱离群众的现象存在。你要是真的爱护我们干部的话，以后就不要请他们喝酒了。既然定了规矩，就得按规矩来，谁也不能例外。”
不久，镇里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让那个干部在会上作了检查并罚款80元。这件事在全镇干部中震动很大，从此再未出现过类似事情。
按制度办事，人际关系就变得单纯而清爽了。在唐庄镇，逢年过节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同志之间是不兴请客送礼的，连送一点土特产也不行。谁要是给他送礼，第一次，给你退回去；第二次，在镇机关干部大会上批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好风气，大家都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了工作上。
2007年，吴金印的母亲去世。他谁也没告诉，悄悄地办了丧事。乡亲们还是有人知晓了，一些乡邻送来礼金表示慰问，受过他帮助的人也纷纷前来表达心意。吴金印费了好大劲，把礼金逐个退回；实在退不了的，全部交给镇财政用于龙山治理。
采访的时候，记者问到这事，吴金印感叹说，人啊，钱财多少是个够？够吃够用就行了。在物质上少一分欲望，心里头就多一分轻松和坦荡。当干部的，只有不存贪欲才能做到处事公正；你公正了，群众才会打心眼里佩服你、拥护你。“还是那句话，”他说，“群众是最亮的镜子。我们应当经常拿群众这面镜子照照自己，看我们是不是干净、是不是有好的形象！”
在唐庄镇，群众就是干部的镜子。
“一切为了群众，是干部的职责”
吴金印深知，老百姓的心思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就是三条：有饭吃，有房住，有钱花。一句话，就是过上富裕的生活。他说：“啥叫联系群众？当干部的，把大伙领上致富路，才是最大的联系群众。”
为了让群众有饭吃，几十年来他造地不止，人们称他“造地书记”。
为了造地，他在狮豹头的山沟里、河坡上搭起工棚住了8个寒暑。
为了造地，他在十冬腊月跳进结冰的河水中垒石堰。
为了造地，他累得晕倒在地，在工程抢险中险些被滚石砸死。
在狮豹头，吴金印带领群众在乱石滚滚的河滩和荒沟野岭上造出了2400多亩旱涝保收田，解决了当地群众的温饱问题。
吴金印调任唐庄镇党委书记之后，瞄上了镇子西北方向那10多公里长的后山沟和10多公里长的十里沟。1992年10月，他带领唐庄镇机关干部，扛着铺盖卷，拉着锅碗瓢盆和劳动工具，在杂草丛生的后山沟安营扎寨，组织起近万人的造田大军，开动3000多台大小车辆和施工机械，连续奋战两个月，造出了1000多亩良田。第二年冬天，他们又在十里沟造田1000多亩。
2009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进入唐庄段，占用耕地1420亩，开挖土石方约740万立方米，堆放这些土需要占用很多耕地。吴金印决定抓住这个机遇，用该工程剥离出来的耕作表层土在十里沟闸沟造田。经过200多天奋战，他们在这条荒沟里造出了1810亩良田。如今，全长11.8公里的金门沟造田工程也已启动，工程完成后可新增耕地2600亩。
荒沟造田，荒山造田，复耕废弃窑场，复耕拆迁的村庄，这些年来，吴金印带领唐庄镇干部群众造地1.5万亩。与此同时，他们对全镇的荒山进行治理，在山坡上修筑鱼鳞坑以保住水土，为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垒上石堰，将其变成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
在造田治山的日子里，吴金印和唐庄镇干部吃住在四处漏风的工棚里，天不亮就起来搬石运土，抡锤打钎。2001年冬的一天，干了一天活的吴金印，夜里突然感到严重的腹疼。第二天，他发现尿液带血。医生建议他马上到大医院检查。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他没有惊动镇里的干部，只让儿子陪着他到外地做了手术。伤口刚刚愈合，他又马上回到工地，人们动情地说：“吴书记，你这样干，是在为俺老百姓拼命啊！”
群众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如何让他们尽快过上小康生活、过上城里人那样的生活，是吴金印一个新的梦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提出在唐庄镇的代庄、双兰、石屏、仁里屯等村搞新村规划，建成了一批别墅式农民新居。2000年，他们又制定了《唐庄镇村庄规划建设实施具体办法》，按高标准进行村庄综合整治。如今，唐庄镇85%的农户住进了新居。
说起新型社区建设，四合社区的居民能讲出一长串故事。
2005年，卫辉市行政区划调整，谷驼、张庄、靳湾、虎掌沟这四个国家级贫困村划归唐庄镇。这几个村，地处太行山区，缺水少电，交通不便，当地群众吃水难、吃粮难、走路难、看病难、上学难、娶媳妇难。划归唐庄镇的第二天，吴金印就安排人往这几个村送水，并亲自到群众家中探望。看到山里群众的生活境况，吴金印就跟大伙商量：能不能考虑搬下山去，在镇子附近交通便利、生活条件好的地方建个新村？村民们激动地说：“吴书记，您是替俺办好事哩，俺听您的！”
征得村民同意之后，吴金印又带着社区规划和住房图纸，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商量建房标准。从2008年开始，吴金印带领镇机关干部与群众一起动手建设四合社区。镇干部在建房工地上劳动是尽义务，村民出工却可以拿到工钱，用村民的话说就是“盖房挣钱，建我家园”。这是一个以别墅为主、功能合理、设施齐全的社区，设计标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落后。镇里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社区公共设施建设，而且给每户建别墅的村民补助2.5万元。同时，让困难户、五保户和残疾人免费住进了社区公寓楼。
那天，走在四合社区的感恩路上，71岁的村民王法对记者说：“你看这房子多好，你看这路多光，你看这路灯多亮，真跟做梦一样……”他说，入住社区那天，村民们情不自禁地喊起了口号：“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吴书记！”
对于城镇化建设，吴金印想得很深。他觉得，城镇化绝不仅仅是盖一些新楼让大家搬进去这么简单，关键是要解决好群众的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为此，唐庄镇做出规定，凡是因建厂、建社区、建公益事业等占地人均三分以上(含三分)的户，镇政府出资每人每年50元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镇里还规定，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全家享受低保；现有土地人均三分以下(含三分)的农户，60周岁以上的老人和17岁以下的孩子享受低保；现有土地人均五分以下(含五分)的农户，60周岁以上的老人享受低保。同时保证每户一至三口至少有一人就业，四至六口至少有两人就业，七口以上至少有三人就业。镇里还通过贴息贷款、提供信息服务等多种方式，扶持农村社区居民成立了种植、养殖、运输等合作社，促进了居民就业，提高了农民收入。
吴金印深知无工不富的道理，所以多年来他始终把发展工业作为带领群众奔富路的重要途径。上个世纪80年代末，唐庄镇大力发展“石头经济”，办起了100多家石砟厂、一家上规模的水泥厂和一批石灰窑，使西部山区群众迅速致富。当发现粉尘污染给周边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良影响时，吴金印听从群众意见，决定关停污染严重的石砟厂和石灰窑。一些人想不通，感到心疼，吴金印就跟大家说：“咱发展经济还不是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如果环境破坏了，就是给个金娃娃也不能抱，咱绝不能干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事情！”最终，他们将8家规模较大、环保达标的石头加工企业迁往深山区，其余的石砟厂、砖窑、石灰窑全部拆除。
10多年来，唐庄镇先后投资5亿多元，在10平方公里的产业集聚区修筑了五纵五横10条高标准公路，铺设供水管网6.5万米，排水管网6万米，建设110千伏变电站2座、小型变电站10多座，建设日供水1万吨的水厂2个、日处理2万吨污水处理厂一座，西气东输的天然气辐射镇区各个厂矿和村庄，实现了路、水、电、气、通讯、绿化、美化等七通一平。同时，在项目审批、土地使用、跟踪服务等方面实行一站式、零障碍、心贴心服务。他们通过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吸引世界500强和国内500强企业前来投资建厂。
2010年，为了吸引世界500强企业百威英博啤酒集团在唐庄投资建厂，吴金印一次一次奔赴该集团总部所在地上海，诚恳地邀请他们到唐庄考察。一连几天，吴金印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两眼熬得通红。百威英博啤酒集团高层被吴金印的真情所打动，在综合评估各方面条件之后，决定把投资27亿元、年产啤酒100万吨的项目放在唐庄镇。该集团一位高管说，他们选择唐庄镇，除了这里的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之外，主要是钦佩吴金印的人品和能力。
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2011年2月20日，百威英博啤酒集团决定要在3月19日举行唐庄项目奠基仪式。在短短28天内拉80多万立方米土方、平出600亩大的工地，这是连对方都感到难以完成的任务。吴金印动员全镇机关干部搬进工棚，展开工程大会战。几十辆铲车、推土机，几百辆大卡车日夜不停地工作，吴金印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在工程最紧要的几天里，他更是彻夜不眠，硬是在规定时间里完成了任务。该集团老总紧紧握住吴金印的手，说：“这是了不起的‘唐庄速度’，这是你们在百威历史上创造的奇迹！”
接下来，世界500强北新建材来了，国内500强六和集团来了，国内最大的塑料薄膜项目银金达开工了。目前，唐庄产业集聚区引进企业30多家，2012年该集聚区内的工业总产值达到33.8亿元，财政收入超亿元。在三至五年内，这个产业集聚区内的几家大型企业，产值合计将超过100亿元，税后财政收入将超过10亿元。
在温康社区的马路边上，吴金印跟记者一板一眼地描绘着唐庄的“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环境生态化的前景。他说：“说一千道一万，谁能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群众就愿意跟着谁。明白了这个理儿，我就想啊，一切为了群众，是干部的职责，只要群众还需要我，我就会一个劲儿地干下去，决不松劲儿……”
今年8月28日下午，记者来到唐庄镇西边的龙山。这里原本是一座荒山，如今漫山的鱼鳞坑像纷披的龙鳞，整座大山宛若栩栩如生的飞龙，600多万株树木已蔚然成林，置身其间，清风徐来，鸟语阵阵。
在通往山顶的水泥路上，我们遇到了护林员李庆一和原德臣。他们是附近的村民，都60多岁了，听说我们是来采访吴金印的，就动情地讲起了“唐公山”的故事。
这个龙山，从前是出了名的“老狼窝”，是吴金印带领全镇干部群众把这光秃秃的石头山变成了“花果山”。大家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头，私下里谋划着要把这山命名为“吴公山”，以纪念吴书记的功德。今年6月下旬，他俩瞅准吴金印与镇干部外出学习的空当，悄悄找来工匠，赶在“七一”党的生日这天把“吴公山”这三个字刻在了龙山的山崖上。
吴金印回来看到了，大恼，打听到是他们几个干的，就把他们狠狠地训了一顿，命令他们把那个“吴”字改成“唐”字。他说：“我吴金印有多大本事，敢贪这个功！难道这山是我一个人绿化的，这坡是我一个人改造的？咋能把功劳记到我一个人身上？如果一定要刻字纪念，那就应该写成‘唐公山’——‘唐公’就是唐庄公民、唐庄公众。”
听着故事，我们不知不觉登临龙山之巅。放眼望去，天远地阔，沃野如锦，眼前的景象层层铺开，恍若一个连天接地的梦境——
那一片铺向天边的浓绿，是新造田地上的玉米、大豆和芝麻吧。绿浪如海，滚滚滔滔，正与太行深处狮豹头山间大片大片水浇地里的庄稼遥相呼应，它们是在回忆和讲述那令人感念不已的温饱梦吗？
在公路之间，在绿树丛中，在金色的阳光里，辉映着、站立着、扩展着的是一家一家工厂。它们在唐庄的土地上集结成产业集聚区，现代，耀眼，如同一片挺举的臂膀，高高地托起富裕而和谐的小康梦。
是新型农村社区吗？是的。一个，两个，三个，无数个，连成片，它们背负着幼儿园、学校、医院、超市、敬老院、文化大院，正在大步追赶现代化的城区。这是一个正在演绎着的多姿多彩的城镇梦。
而此刻，追梦的吴金印却沉默得像一位老农，正扛着他那从不离身的工具，沿着山路大步走着。这条路，通向乡村，通向工厂，通向社区，通向百姓的家门，通向一个无比绚丽的梦境，连接着太阳一样冉冉上升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