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全长1152公里。其中的苏库尔至木尔坦段全长393公里全线，按照双向6车道、时速120公里标准设计，工期36个月，总合同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4.6亿元。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项目开工仪式揭上致辞。他表示，随着今后的延伸拓展，它还能将巴基斯坦与中国、阿富汗、伊朗等周边国家连接起来，从而促进本地区的繁荣与发展。他对中国政府及企业支持巴基斯坦的发展表示感谢。
苏库尔市市长穆罕默德·阿巴斯则代表苏库尔人民对中企参与该项目表示欢迎，并希望未来有更多中企到当地投资兴业。
截至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总体进展顺利，已有10多个项目开工建设。
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的建设、发展中的作用再一次引起关注。
事实上，中国企业“走出去”一直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
日前，凤凰国际智库举办了第一期凤凰国际讲堂——“大国崛起：中国如何御风而行”。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在第一期凤凰国际讲堂中，就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能源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做出点评。
张建平认为，海外投资必须基建先行，还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其中。能源合作必须互利共赢，这也有助于中国装备的对外输出和人员锻炼。在谈到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时，他说，中国应加快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Q：虽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谦虚的口气谈论中国的经济进步，但实际上最近两三年，中国企业大举海外并购、海外投资，引来全世界侧目。现在民间有一个普遍的看法：中国到目前为止，像这样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海外并购，其实经济效益很差。事实上我们很多国有企业，尤其是资源性的投资和并购，是在油价和资源高点的时候进入的，实际上效益非常差。所以很多人认为，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海外投资行为是不值得鼓励的。对此，您怎么看？
张建平：
“走出去”是非常热门的话题，而且也是跟“一带一路”高度关联的主题。甚至有人说中国搞“一带一路”就是要把过剩产能输出出去。但是我必须要给赵可金老师再补充一句话：我们除了自己的产能要走出去，也同样欢迎“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到中国来投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如果哪个跨国公司或者哪个国家的企业不能抓住中国市场，那么就不要想在全球取得成功。从“走出去”企业的角度来讲，你刚才说的问题放在五年前是成立的。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进程中占绝对优势，每年走出去的资金达到几百亿美金，而其中90%都是国有企业投资出去的。另外从企业的数量上来讲，虽然中小企业数量较多，但是投资金额上国有企业是占绝大比例的。
在2011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论述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定要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那个时候政府部门也意识到了，国有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很多国家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持质疑态度。
另外，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当中，资产的保值、增值，竞争能力以及如何能够赢得利润等都存在诸多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巩固国有企业“走出去”的势头，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其中包括财税政策、金融支持政策等相应的投资政策与相关服务。
现在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看上去是各占半壁江山。民营企业“走出去”之后发展得十分迅速，尤其是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案例。
欧洲人提到这个案例是很辛酸的，因为欧洲的政党到北京来参加相关交流活动，欧洲那些人会酸溜溜地说：你们中国企业能够在欧洲全资并购沃尔沃，但是我们欧洲的企业在你们中国就不能全资并购任何一家中国企业，因为中国在汽车产业方面有保护政策，也就是说如果有外企到中国市场来投资，最多只能有50%的股权。
另外像三一重工并购了德国的企业，成功把中国本地的民营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摇身一变”变成了跨国公司。而且在吉利并购了沃尔沃之后，沃尔沃在中国的业务迅速开展，整个汽车行业呈现出非常好的发展势头。
至于盈利问题，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行业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国有企业，可能大家都听惯了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亏的比较多，媒体也报道过几个坏案子。但大家可能并不知道，我们国家电网公司拥有菲律宾的国家电网。
另外现在还在进行全球扩张，一年的净利润为70到80亿美元。这样的案例肯定是很成功的案例，我们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在并购了海外企业之后，自己又拥有自主研发平台。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汽公司并购了英国的罗孚。英国罗孚曾经是英国的百年老店，但是后来经营不下去了，上汽并购了之后，现在有人开的荣威汽车其实都来自罗孚的平台和技术。以及现在上汽中高端的本土品牌，其实技术来自于英国。
Q：刚刚您提到的都是发达国家的并购，那么在巴基斯坦投资呢？
张建平：
中国到发达国家投资，是因为现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基本上都以并购为主。换句话说，利率投资通常会投向一些制造业，但是发达国家现在基本上是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也基本上是技术比较高端的，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美国是全球吸引资本最多的国家，现在美国每年90%以上的案子是并购案，只有10%左右是绿地投资，英国也是这样。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亚非拉国家，则需要到外面，属于资源寻求型或者市场寻求型，这里面可能更多是绿地投资。咱们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方面比较快，但是最近两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在发达国家并购明显加速。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度就已经创了记录，400亿美元的大案子一下子就把今年的投资额抬了上去。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都在走。有些企业可能做得比较好，有些企业则是有问题的，但是总体的方向和趋势都是好的。即使有的企业遇到了问题，但改变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势。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 8000美元，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很多中国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所以我们鼓励中国企业更多走向“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服务于国家大的发展方向。即使有些企业存在问题，但是我们会通过风险识别、风险防控，帮助企业提升应对能力，来解决亏损等问题。
Q：现在有一种看法，我们企业并购欧美的企业，他们认为是资产低点、认为很合适。但实际上我们很多高风险的国家，就像赵老师说的，“一带一路”上的国家的很多投资，盈利的预期并不是那么清晰，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鉴定国有企业在巴基斯坦、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这种投资和对外援助只是存在形式上的区别吗？
张建平：
实际上很多人对“一带一路”持有批评观点，就是说中国现在在收益很难获得保障的情况之下，就去搞基建、去撒钱当“冤大头”。但是，这个问题总体比较复杂。
从总体上来讲，我觉得“一带一路”建设从中方的角度上来讲，其最终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要通过贸易、投资、金融还有基建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其中间政策与民心相通，其核心是要通过贸易和投资的繁荣，来带动双方的发展。古代的丝绸之路仅仅靠贸易，但是现在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共同使促进发展。这个过程当中，众所周知，“一带一路”上很多国家发展水平非常低，基础设施非常差。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到这种条件的国家去投资，甚去连贸易都不愿意去做。
要促进贸易和投资基建就必须先行，那么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发展经验：第一就是要想富先修路，第二就是无功不富。“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就是在“要想富先修路”这件事情上压根没做。举例来说印度有13亿人口，有50%的印度人是用不上电的。你难以想象这种情况，因为中国100%的人都能用上电。
第二个例子，比如说缅甸，60%的人用不上电。没有电谈什么发展？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没有人愿意到那里。从产业发展这个角度上讲，“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基建先行。在基建先行的过程当中，这些发展中国家基建的资金需求规模很大。我们到这些国家搞基建，有些基建项目可能是援助性质的，这样的话你就得看我们商务部的对外援助当中，我们对“一带一路”很多国家，还有很多非洲的很多国家，实行了大量基建方面的援助项目，包括公路，港口、体育场、医院、学校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总体上讲，“一带一路”的空间范围覆盖欧亚大陆，自然衍生到非洲和大洋洲。这么大的空间范围之内，基建的资金需求是多少？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预测的光是亚洲今后十年的基建资金需求是八千亿美元。考虑到整个“一带一路”，基建的资金需求是万亿美元级别了。但是我们亚投行注册资金一千亿美元，现在只有五百亿资金到位，丝路基金400亿美元。
日本跟我们叫板，推出了亚洲技术投资资金一千一百亿美元，但是一千一百亿美元从哪儿出，现在还不知道。巨大的资金缺口怎么办？靠中国的对外援助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是相当有限的，因为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一年几百亿人民币，我印象当中已经达到四五百亿人民币这个数了，那么五百亿人民币就是几十亿美元。所以对于整个庞大的“一带一路”基建资金来讲是杯水车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一带一路”基建靠PPP的模式是非常关键的，因为需要大量的私人资本进来。
但是对外援助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基建大量的实施就得另辟蹊径，不可能靠中国一家解决，那就是PPP的模式。第二是要靠所有的开发的金融机构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欢迎美国、日本、欧洲的发达经济体，他们的金融机构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是通过援助的方式还是商业开发的方式来完善基建，最后才能让我们企业家愿意到“一带一路”去进行投资与贸易往来。
Q：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在文化、价值观的传递上做了哪些努力？
张建平：
现在确实有很多国家善于在国际社会中施加自己的文化影响，比如日本。
我去缅甸调研的时候，一个缅甸的小山村里有个20多岁的日本青年志愿者，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支持他到那里工作，那个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援助是来自于日本的国际协力开发机构。这个年轻人在缅甸农村里面一待就是五年，他在五年的时间把日本的文化、日本风俗习惯，还有日本的理念就输送到了缅甸。
另外日本主导亚洲开发银行在东盟长期支持了很多开发计划，包括基建的改善和民生的项目，取得很多合作成果。包括他们之间的讨论共识，以及一系列的学术研讨、研究成果也增加了日本在这里的文化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筹建了一批智库，包括东盟东亚研究所，就是日本出资1.6亿美元帮助建设的。这个智库秉承互联互通的理念发展经济，因此后来就产生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的理念。
中国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特别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当中人和人的互联互通的重要性，理解到文化的交流还有文化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可以到一带一路的国家去走一走，无论是旅游还是留学、访问、交流，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促进我们的民间相通的过程。
此外，我们不仅仅要吸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我们要更多的通过援助项目，支持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企业家到我们这里学习和培训，并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了解和热爱我们中国，这会有助于我们“一带一路”的建设。东盟国家普遍人才匮乏，在这方面他们对中国是期望非常高。
因此，中国现在对外援助的理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们发展的方法，培养他们的能力。
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国际援助改变了过去单纯的给钱、设备的这种简单方式，更多的把钱用于邀请外国的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政府高管，甚至于包括他们不同的对立党派的高级政党人员参加培训班，包括商务部培训学院、国防大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改委都在承担类似的这样的培训。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政治、文化、经济、外交、安全、经济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宣传。我们会请国内的好的师资为他们授课，把我们的很多理念、想法传授给他们，同时积极交流和问答他们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对中国能够有更客观的了解，打消某些西方媒体给他们形成的一些误区。
Q：东欧独立国家以及中亚国家的国家战略和中国的战略是否有冲突？如果有，我们来如何协调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否也可以像俄罗斯和美国一样在这个区域拥有自己的军事基地？
张建平：
关于“一带一路”和能源合作我们必须改变两个思路：
第一，中外能合作不是我们单向的购买和开发国外的能源资源，因为任何一个地方的资源都有枯竭的时候，外国也可以购买和开发我们的资源。因此，我们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合作的时候，要遵循平等互利的精神和原则。
第二，我们与中亚之间有油气管道和长期能源供货协。定价定量和随行就市，长期协议与现货市场之间，我们需要去平衡。此外，我们在中亚的能源投资不能只想着把它拿到中国，我们还可以促进中亚能源向欧洲、美国、俄罗斯出口。我们只要中间把它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来做，我们不仅能赚钱，还能把自己的设备带出去，使自己的人员得到锻炼。
我们跟中亚之间最核心的问题不是美国与俄罗斯的军事基地，而是三股势力在数千公里的边境线来回穿梭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与对方合作，运用现有这些技术，例如面部识别技术、指纹技术进行有效的打击，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Q：如何借助“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张建平：
“一带一路”并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它最核心的内容是要通过政策沟通、民心相通、设施连通最后能够达到贸易和金融的债务繁荣，使各个国家都能从这个过程当中获得发展与收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和“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建立起新的全球供应链和新的生产保护。
我们的文化也会走出去，国外的文化和产品以及投资都会走进来，最后形成一个互相促进的局面。
现在我们正在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这首先是从特定区域开始的。例如在东盟国家，现在人民币是硬通货。俄罗斯也在金融方面支持中国，因为人民币在海外第一个挂牌交易的国家就是俄罗斯。
现在我们和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都签有双边的货币互换协议，协议签订之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当中慢慢就会增加人民币的使用量，然后这些国家熟悉了你的货币后就会慢慢的接受你的货币。但是总体上来讲，人民币国际化刚刚开始，整个中国对外贸易当中现在只有15%的对外贸易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多管齐下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包括签署越来越多的双边汇率互换协议，包括在贸易和投资当中更多使用人民币，同时还要加快人民币的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
如果不开放资本账户，不能实现人民币的自由交换，也就意味着别人拿着人民币，没有投资渠道，或者无法使用，或者兑换不便，它就不会喜欢人民币。这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