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工业具有典型的自然垄断特征。与其他自然垄断性行业一样，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与市场竞争效应之间的“两难抉择”。也正因如此，中国电力产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争论。
2002 年党的十六大做出“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的战略部署后，我国参照美英电力体制改革模式，从2002 年开始进行第二轮新的改革，这次改革打破了原国家电力公司集发、输、配、售为一体，垂直运营、高度集中的体制，按照政企分开、厂网分开，初步建立起电力市场运行规划和政府监管体系等，这标志着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正式全面启动。
然而，改革十年多来，电力工业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持续发展机制还没有形成，电力垄断经营的体制性障碍也没有触动，仍存在许多待解的难题和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在输配环节，尚未形成独立的输配电价机制；在销售环节，销售电价偏于僵化，缺少弹性，未能与上网电价实行及时有效的市场联动，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难以有效调节电力供求关系，导致电力市场化价格机制无法真正形成。
此外，从竞争格局上看，由于行业内竞争主体的资本属性相同，资本构成高度同质化，这种改革就只是国有企业之间的数量增减以及利益调整，并没有产生以明晰产权为基础的更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
从国际电力体制改革的经验看，上世纪80 年代以来，为了提高发电效率，增强电力经济的有效性，发达国家电力市场开始了竞争化的改革浪潮，而其改革也主要遵循了两条基本逻辑：一条是打破垂直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从发电侧的竞价上网发展到逐步开放配电网，将单边购买模式转向批发竞争和零售竞争，逐步加大市场化力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发挥作用。另一条是在不能引入竞争机制的输配环节，提高政府监管的有效性。在组织体制上，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加强监管的力量；在管理方式上，制定明确的规则，改进定价机制和价格管理方式，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监督，并允许不同投资主体进入国有发电和配售电领域，实现产权多元化。
鉴于电力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中国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绝不能“碎片化”，而要有顶层设计。需要国家从电网体系、技术、标准、产业政策、产权改革等方面协同推进。电价改革是电力体制改革最为核心的环节，应逐步下放终端定价权，以及通过价格发现机制，发展全国多层次的电力交易市场，推进电力现期、远期产品和服务交易，最终形成科学合理、调节灵活的电力定价体系。与此同时，新一轮改革需要兼顾煤、电、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大能源”，从更高的层面协调各类能源之间的长远发展战略。
对于所有的改革而言之所以艰难是因为要打破旧的利益格局，这一点对电力体制改革而言尤其如此。目前，电力行业厂网之间、厂厂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中央与地方企业之间、国有与民营外资企业之间，存在多种利益博弈。
因此，在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即电力体制改革如何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电力生产者、电力消费者和国家电网的多数利益获得新的平衡，以及推动电力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实现资源的重新组合和效率的提高，真正让改革释放最大红利。
